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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信托业是基建投资的重要力量

信托业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和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通过开展基础产业信托业务,信托公司一直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基建投资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从基础产业的资金来源看,自筹资金在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占60%左右,而以信托为主的非标融资在自筹资金中占比为15%左右,举足轻重。对于信托行业,截至2019年2季度,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规模达到2.89万亿元,在信托业务中占比15.19%,较1季度末上升0.42个百分点,是信托业第三大业务投向。

信托业一直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基建设施的重点领域建设:一是在三大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提升密度和网格化水平,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际铁路建设、产业园区建设等;二是在薄弱区域补短板,在交通设施、市政建设、环保生态、消费升级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在业务模式上,除了传统的信托贷款外,PPP模式、资产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产业链的延伸正成为基础产业信托新的发力点,并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稳增长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受到政府债务控制的影响,因此导致基础产业信托对政策敏感性高。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期,信托业将继续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

信托业是基建投资的重要力量

基础产业信托的融资方是各地政府融资平台,资金主要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再加上能够接受资金成本,基础产业信托一直是信托公司主要的业务方向。过去几年来政信业务有所波动,但整体比较稳定。2019年初以来,受稳增长政策影响,业务占比和规模有所增加。考虑到基建投资的未来发展空间,政信业务依然具有一定的业务前景,是信托公司的一块基本盘。

业务规模稳定,主动管理能力提高

1.规模基本稳定

基础产业信托主要受财政政策和地方债务控制的相关政策影响。由于城镇化进程和稳增长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有高强度的持续投入,这为基础产业信托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基础产业信托规模2016年4季度至2017年3季度持续正增长,超越证券投资跃居信托资金投向第三位,彰显了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导向。

另一方面,近年来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严格控制又制约了基础产业信托的发展。例如2018年2月24日发布的“财预〔2018〕34号文要求各地政府“开好前门”,适当扩大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同时要“严堵后门”,严格控制隐形债务。这导致2018年基础产业信托业务规模明显下降。再加上2018年上半年政信合作业务政策调整的影响,业务量持续降低。截至2019年2季度末,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余额为2.89万亿元,同比减少2.457%。基础产业信托近一年来的回暖,一方面是由于201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政策滞后效应。另一方面也是2018年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调整所致,例如加大对老旧城区的改造和公共设施的投入,这些都对基础产业信托形成积极影响。2019年中以来,房地产监管趋严使基础产业信托的业务规模进一步增加。

2.占比止跌回升

其它信托业务规模的变化导致了基础产业信托占比有所回升。基础产业信托规模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在2017年4季度后企稳回升。2017年以前基础产业信托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从2015年1季度的占比20.75%下降至2017年4季度的14.40%,主要受宏观经济下行需求较弱和国家加强对地方债务管理的影响,基础产业被证券投资赶超,成为资金信托配置第四大领域。2017年后基础产业占比企稳回升,并持续增加至2019年2季度的15.19%,,较2019年1季度末上升0.42个百分点。尽管管理规模同比有所下降,但其他业务类型下降更快导致了占比提高。

3.顺应资管新规,集合占比提高

集合类基础产业信托占比从2018年以来持续提升,这既是顺应资管新规的需要,也说明了主动管理能力的提高,这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业务构成看,单一类基础产业信托新增规模在2018年以前占比较高,但从2018年1月资管新规发布实施以来,占比逐步下降,2019年1季度,单一类占比为31.89%,被集合类赶超。基础产业信托新增规模构成的变化显示出2018年以来“去杠杆”政策的推进落实,随着2019年3季度对于通道业务的监管进一步加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单一类占比仍会持续降低。

信托资金助力基建投资

1.信托资金是基建投资的重要力量

从资金来源看,自筹资金一直是基建投资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2017年占比约为60%。在自筹资金的非标、PPP、土地出让金、城投债四个子项目中,非标融资占比尽管只有15%左右,但是由于PPP项目在运行规范化后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土地出让金高度依赖房地产、城投债由于借新还旧的比例未缩减导致增幅有限,因此非标融资的政策空间和市场空间要大得多,显得尤为重要。非标融资包括信托和委托贷款,委托贷款又有不少是事务管理类信托项目。因此,信托资金是非标融资的主体,也是基建投资的重要力量。

2.积极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信托资金参与基础设施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区域:第一类是信托公司注册地所在区域,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背景的信托公司。由于和当地政府良好的关系,以及熟悉当地情况,地方政府背景的信托公司开展此类业务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第二类是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财政实力强的区域,例如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第三类是西部地区一些基建项目多、对信托资金更加依赖、财政状况尚可的省份,包括贵州、四川、云南、陕西、重庆等。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后面两类城市。图4-4列出了2018年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对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华东地区的山东、江苏、安徽三省对非标的融资依赖程度最高,为12.83%。尤其是地级市。其次西南四省,也就是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四省市,依赖度高达11.51%。从层级来看,主要是县级市和地级市。省级省会城市以来比较低。最低的是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仅为8.2%。可见,在非标融资比较活跃的几个区域中。经济越不发达、财政压力越大的区域,对信托等非标业务的依赖越大,并且不发达地区层级较低的县级市对非标的依赖更大。

除了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外,从主体信用评级看,大多为AA级企业;从层级看,大多为区县级融资平台。总体看,越接近西部地区,越下沉,有力支撑了基建补短板。

基础产业信托业务仍具有发展前景

1.长期基本面:城镇化进程持续,但驱动力减弱城镇化还有提高空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9.5%,年均城镇化率为1.0个百分点,远高于全球0.2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了公路、铁路、城市水电气供应等配套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进而支撑了近年来中国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升级等的飞速发展。横向来看,跟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因此,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可能仍将继续提高,这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增长的基础因素。

城镇化增速将持续放缓。也要看到,随着城镇化进入后半程,这个进程将放缓。现阶段与日本1955-1970年间发展阶段较为类似。期间,日本基建投资增速首先呈上升趋势,在城镇化率突破70%后其增速逐步下降。我国总体上基建投资还将继续上行,投资结构可能发生调整。对比日本城镇化“后半程”,除公路板块在增长以外,像铁路和港口等的投资占比在持续下滑。我国港口和公路、铁路投资的高峰分别在2000年-2006年和2008年-2009年,未来几年预计增速将放缓。

2.基础设施人均水平低,仍有发展空间

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特点:一方面总量大、增速快,另一方面人均水平和密度水平仍然较低。

截至2018年末,我国公路、铁路总里程居世界前列,高铁、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首位,且发展速度快。以高铁为例,经过十年的快速建设,我国成为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且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

但人均水平离国际还有差距。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密度为0.5公里/平方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为0.76。铁路(不含高铁)密度为13.6米/平方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3。

同时,现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与政府规划目标还有不少差距。2017年末公路通车477万公里,还有23万公里缺口;高速公路通车13.7万公里,还有1.3万公里缺口;铁路通车12.7万公里,缺口为2.3万公里;高铁3万公里,缺口0.5万公里。相关部门投资规划也是如此。发改委表示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十大高速铁路通道建设、铁总表示上调年内铁路投资规划至8000亿、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加快开工建设川藏铁路、渝昆铁路等大通道。

3.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压舱石

基建投资对经济稳增长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逐步下调。在拉动经济的几架马车中,进出口比例逐渐降低、消费支撑能力不够、房地产正在承受房住不炒的压力,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当仁不让成为近期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2019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同时指出,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保持支出强度,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民生的投入强调发挥支出效益。

中美摩擦常态化,对国内影响减弱。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导致了中美在不同层面发生摩擦,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往复。目前各界已经认识到中美贸摩擦的长期化、常态化,也坚定了信心。大家已经习惯了中美之间一边谈,一边吵的状态,因此,外部因素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已正在减弱,股市对中美摩擦的反应正在变弱,决策者有定力、有精力来解决国内的降居民杠杆、稳增长等内部问题。

4.行业转型期内,基础产业信托成必然选择

政治局定调,房地产调控年内难以放松。2019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2019年以来,居民杠杆率一路攀升,5月份达到53.2%,接近65%的警戒线。由于民住房贷款在居民贷款中占比将近50%,为了防止居民杠杆率继续过快增长,需要减少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投资。与此同时,各级监管层密集表态。2019年6月13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讲话中提升到“房地产业务过度融资,不仅挤占其他产业信贷资源,也容易助长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为,使其泡沫化问题更趋严重”。因此,23号文以来房地产信托业务依旧处于收紧中。

资本市场业务尚在蓄势。在宏观层面,资本市场肩负降杠杆重任,资本市场利好频出;在监管层面,资管新规的各项要求有利于发展资本市场业务。然而对于大部分信托公司,资本市场业务还难以承担业务增长和收入来源的重任。从存量业务看,过去几年的股票质押和定增业务的不顺利使不少公司和业务团队对进入资本市场尚有顾虑,减持限制依然存在;从盈利水平看,主动管理的资本市场业务盈利水平远低于非标业务,导致业务积极性不高;从业务逻辑看,目前大部分信托公司还不具备发展主动管理性资本市场投资业务所要求的业务能力,并且业务发展初期存在募资难的问题。整体上资本市场业务还在蓄势待发过程。

创新业务盈利能力不够。消费金融业务目前已初具规模,但是随着监管趋严,业务空间有限。家族信托、投贷联动、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虽然发展喜人,但是总体业务规模仍然不高,业务收入贡献不大,难以支撑行业的业务体量和利润增长。

发展基础产业信托业务成必然选择。相比之下,基础产业业务体量大,资金成本灵活,有地方政府信用作为支撑,并且长期受益于城镇化,中短期受益于稳增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行业内不少信托公司着力开展的重点业务方向。

5.需关注结构性和区域风险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总体上风险可控,但是仍然需要关注结构性和区域性风险。近日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严禁地方政府违约毁约。同时,国开行也积极参与地府政府债务化解,协助地方政府稳妥处理好债务问题,守住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可见平台业务大面积违约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能排除个别地区或平台违约。

因此,信托公司在开展基础产业信托时仍需关注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一方面,关注地方政府通过平台企业融资、政府付费的PPP等方式使或有负债隐性化并快速扩张的情形。另一方面,避开存在较为突出债务风险的区域,尤其是一些债务率超过警戒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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